一、光大瓷厂筹建与对景德镇瓷业改良之争

1929 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四年。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帝国主义将过剩商品争先恐后向我国倾销，国货销售锐减，洋货充斥市场。以景德镇为例，最盛时有瓷业工人 20 万，到 1934 年仅有 7.5 万，销售额也骤然降至低点。景德镇的瓷器连本省市场都力不从心，而日本瓷器却卖进了家门，当时的新闻记者惊呼景德镇瓷业一落千丈。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很想抓地方建设、发展经济，自然想到江西第一大实业——瓷业。他深知“瓷业之盛衰不啻本省之业之荣枯”，于是决心办一个大规模的机械化陶业工厂。宋子文向他推荐杜重远^［1］。1931 年“九一八”事变， 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他列入“抗日巨头”，对他大肆搜捕，他不得不化装成商人逃入关内， 后应熊式辉之邀，于 1934 年来到江西。

对于景德镇瓷业如何改良，江西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景德镇已经衰老，病入膏肓，应将制瓷中心转移至九江；一种认为景德镇基础厚重，九江无法取代，景德镇瓷业若加以改进，希望尚存。熊式辉倾向第一种意见。杜重远认为：“景德镇是我国第一生产瓷区，作为全世界瓷业之发源地，其景瓷之隆替，非特关呼民生之荣枯，抑且关呼文化之兴衰。”他决定深入景德镇调查，杜重远调查景德镇的陪同人员中有张浩。通过调查，杜重远认为景德镇的确落后，但这是现象，其原因是“政府之放任所致”。他向省政府呈交了《景德镇瓷业调查记》，主张在九江创立一个新式机械化大瓷厂，在景德镇设一陶业机关——陶业管理局，管理改造景德镇陶业。这种两者兼顾两全其美之设想，熊式辉自然言听计从，一一照准。

在学校内部，为学校的发展考虑，必须迁校于交通比较便利、陶业发达地区是共识。但具体迁到哪里却有异议，有的说九江、湖口，有的主张景德镇。主张九江者认为，九江交通便利，易招全国有志陶业之士。主张迁湖口者认为，湖口处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 交通便利，景湖公路直达景德镇，学校设于此地既可以纳全国有志之士，又接近景德镇， 有实习参观之便。但九江、湖口之弊均在招收陶业职业班学生如同鄱阳一样不易。迁景德镇者其利如第一章第五节所述。

1934 年，张浩复任校长后，他并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迁景德镇，因为景德镇保守势力之强大和顽固对于他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省里计划在九江设新式机械化瓷厂，他内情洞悉，又恰逢九江圣公会所办圣约翰中学于 1933 年停办，该校面积约 3.33 万平方米，内有西式二层洋房三栋及教员住室、门房、厨房共计 18 间，位于九江城东门口（现 171 医院内）。所遗留校舍正适合陶校使用，于是学校抓住时机向教育厅呈请迁校，几经与圣公会磋商，以全部价格 2.2 万元成交，教育厅拨付 6000 元，其余由财政厅借垫。1934 年下半年，学校正式迁往九江，校名改为“江西省立九江陶瓷科职业学校”。学校改学术组、艺术组双轨制“四六”学制为高初级“三五”学制，即高级班招收初中毕业生， 学制三年，初级班招收小学毕业生，学制五年。

学校迁浔后，校舍坚固美观，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皆大欢喜，大家总结以往办学经验， 展望未来的规划设想，认为：在专业方面，“以后应注意明、清两代仿古瓷器之制法及花纹颜色之保存与改善，并着手各项谱式之搜集，将固有瓷器之精美要点，要保持而发挥，当较之仿造舶来品味有实益。此外手工制瓷之中，应注意简单机械工具之利用与创制，勿令安于从来之熟练手工技术而不思设法改进，是为不妥”；在训育方面，“由于之前培养的学生在其思想和身体上均有不能正确对待此专业，出现了学生不愿入工厂工作、工厂亦不欢迎学生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张浩认为有三：一是学生在校时未能养成刻苦耐劳之习惯，故毕业后不能与工厂相安；二是学生在校内实习，偏于研究性质，但期技精不求工速，演成惰性，工作不能敏捷；三是社会上封建思想依然如故，视学校如科举，入读学校志在升官发财。根据这种现象，应结合国家提出的“三民主义教育”， 将军事训练融入训育中。经过实践，学校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曾获教育部嘉奖。

1935 年 5 月 21 日，由张公权（中央银行副总裁）、李石曾（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杜月笙（中国银行董事长）、杜重远（中华国货协会总干事）等 8 人发起，筹设九江光大股份有限公司，专营瓷器制造及销售业务，额定资本国币 ^[2]100 万元，分作 2 万股。张公权等商人认购5400 股，计27.2 万元，其余14600 股，计国币72.8 万元，拟向外募集。社会认购踊跃，资金很快到位，九江瓷厂正式筹建。1937 年 3 月 27 日，由省建设厅全部出资 2.2 万元，购置圣公会面积约 3.41 万平方米土地、房屋 79.754 平方米。将其中圣约翰中学约 1.58 万平方米土地、房屋 73.1847 平方米归学校，其余的土地与房屋归九江光大股份有限公司。但意想不到，1937 年“七七事变”，形势急转直下，工厂尚未投产，便被迫拆迁重庆，后又迁泸州。

二、学校流亡靖安，再迁萍乡上埠镇

1935 年，张浩调任江西陶业管理局任副局长，杜重远任局长，舒信伟^[3] 任校长。1937 年 12 月，日军围攻南京，危及九江，美好憧憬破灭。为师生安全计，学校匆忙迁至靖安。

靖安县城双溪镇是一座山区小镇，离省城南昌 50 多公里，是舒信伟家族的世居地。舒姓占县城人口比例大， 素有“舒氏舒半边”之说。舒氏世代人才辈出。学校搬入礼贤坊，又名“舒氏先祠”。这是一座始建于宋淳熙、重修于清同治，靖安当时的地标性建筑，头门为一座斗拱， 榫接庑殿式建筑，雄伟壮观。祠堂占地十余亩，祠内先后设双峰中学、双峰小学。有这样的办学条件，学校 12 月份迁入，1938 年元月即复课。

由于景德镇靠近前线，江西陶业管理局已无法工作， 于1938 年6 月奉命迁至当时认为相对安全之萍乡上埠镇， 集中全局力量筹办“江西陶业管理局萍乡瓷厂”，即现在的萍乡电瓷厂，所需资金由陶局向裕民银行贷款 10 万元，厂址利用萍乡瓷业公司旧址， 将原有厂房窑炉修葺改造。陶局在景德镇的物资、机器设备、人员尽移萍乡。经过 7、8 两个月的紧张工作，工厂便开工生产。

1938 年 8 月，江西省省立九江陶瓷科职业学校也奉江西陶业管理局之命移往上埠镇。上埠镇离萍乡县城约 30 千米，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小镇，偏僻闭塞，外出全靠步行，商品匮乏，生活艰苦。陶校 8 月 5 日呈送迁移计划书，9 月 12 日呈交已完成迁徙工作报告。校址选在离上埠镇约 1.5 千米之龙王桥，龙王桥村不大，但背靠山、前临水，村里有一条短街、三五商铺，其中两家是夫妻小餐馆。陶校租借当地“彭氏宗祠”办学。祠堂很大， 左侧隔成办公室和实验室，右侧隔成六间教室。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大多是随校流亡过来的，学生大部分住校，宿舍便是祠堂的阁楼，大家打通铺、睡地板。教师除个别单身住校内，带家眷的一律租住民房。学校在旁边的高地上开辟出两个篮球场。学校设训育主任， 管理很严，对违纪学生，轻则训话，重则罚站、禁闭，对屡犯者期末除名。

上埠文娱生活极其贫乏，但地方戏却比较活跃。上埠镇和周边村庄多有露天戏台，流动地方戏班子来演出，方圆几里、十几里的百姓扶老携幼赶来看戏，戏台前广场人山人海，广场周边排列着卖吃的、卖用的的摊贩。演出多为古装戏。

上埠及周边自然环境优美，青山绿水， 蓝天白云，令人心旷神怡。凡有空闲学生， 三五好友结伴，游乐于山水之间，或捕鱼捉虾，或采花摘果，或中流击水，虽背井离乡，生活困苦，此时却也别有一番情趣。

[1]杜重远，吉林怀德人，曾就读于东京工业大学窑业系，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曾在沈阳创立肇新窑业公司，名震中外。

[2]国币，旧指中国国定的银本位货币。1935 年，废止银本位币，采用法币，沿用国币。

[3]舒信伟（1888—1969）, 字似藩，江西靖安人。1914 年享受官费赴日留学，1918 年受聘江西省立第二甲种工业学校。著有《江西陶瓷沿革》《玻璃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