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胡献雅先生 1902 年来到人世，1996 年先生走了，但他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他中等个子，看上去高大，一双不大的眼睛炯炯有神，透着深邃和智慧，在他慈祥又略带消瘦的脸上，常常留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说话平缓，语气和蔼，给人一种亲切与关爱，这就是我的老师胡献雅先生。

先生 1925 年上海美专毕业，1943 年创办立风艺专，1955 年到景德镇陶瓷技艺学校任教，1958 年陶瓷学院成立任美术系教授。他是江西现当代美术教育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美术教育家，他的书画创作时间跨度长达 70 余年。

1984 年胡献雅先生在中央美院作品展请柬

胡献雅先生自幼钟情绘画，受家学渊源的滋养和周围环境的熏陶，他的艺术天赋不断挖掘和迸发。上世纪 30 年代，他创作的国画被选送到加拿大展出并荣获金奖；上世纪 40 年代，他创作的国画《雄鹰》、《红梅》，由民国时外交部致赠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及英国首相丘吉尔。胡献雅先生到上海、南京等地，以画会友，与潘天寿、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等成为知己。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胡献雅积学致远，跻身于当时的大家行列。

作为江西现当代美术教育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美术教育泰斗胡献雅，他将一生的精力都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江西这块红土地。1943 年，为推动江西书画艺术的复兴，胡献雅先生倾家资、募捐款，白手起家，在泰和县创办了我省首所高等美术学校——立风艺术专科学校，填补了江西教育史上缺乏美术高等教育的空白。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胡献雅在担任学校校长的同时还兼任国画教授，同时还聘请书画名家和文史名师梁邦楚、燕鸣、余塞、康庄、余心乐、胡江非等来校任教。他殚精竭力的付出，让学校不久就被我省教育界视为“品牌”，各地青年纷至沓来。

解放后的上世纪 50 年代，胡献雅先生来到景德镇发展，参与和筹建了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并一直担任陶院美术系教授。在办学过程中，胡献雅老师倡导“以德育人，德才兼备” 的美学思想，践行“振兴赣地文化，培养美术人才”的理念，在陶瓷学院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陶瓷美术专业人才。

1982 年，胡献雅先生的画作曾在《纽约华侨时报》连续刊登三次，并撰文称胡献雅大师是中国老一辈国画家中的佼佼者。1988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胡献雅先生受邀在日本奈良市举办画展，日本美术界盛赞胡献雅为“中国画坛巨匠、当代八大山人”。

1989年,胡献雅老师为人民大会堂作画

老师一生从事教学，教国画、教书法。他为人朴素，不善交际，有一种老式文人的坦诚和超脱。他待人和善，为人真诚，是位外在典雅、内心丰富、思维敏捷的文化人。他的品性人格一直受到在校老师、同学的尊敬和爱戴。有人说先生有几个他最得意的学生，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尽然，先生一生教的学生不少，有出息的学生也不少，的确，这是先生一辈子引以为荣的事。

 我是 1960 年考入陶瓷大学（原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当时录取进陶院是大专班。因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政策调整，毕业时按中专毕业。当时 1960 年，学校不仅招收本科生，美术系还招收了中专青花和粉彩两个班，另外还特招了我们这个釉上彩大专班。我们大专班来自江西各地，我是从进贤招来的，王志远和陳一文都是赣南的，马文龙是南昌的，钟莲生是宜黄的，王怀俊、胡光正、余少石都是景德镇本地的。全班同学近三十几个人，后因政策再次调整，少数农村的同学又回去了几个。

在记忆中，胡献雅老师只偶尔教我们大专班的书法，老师主要是教本科生的国画和书法。

胡献雅老师在讲课

记得在 1961 年的时候，陶院本科 58 级粉彩班在红楼搞了一个小型画展，他班上有个叫黄敬其的同学（后改名叫黄杨），他是安义人。他刻了多枚印章，自吹是“陶院篆刻第一人”，挂在红楼展览的中心位置，非常显眼。当时我年纪小，只有十五岁真的不懂事，就觉得不服气，一时冲动，当天晚上我就刻了毛主席诗词《长征》，一句一个印章。

 第二天我就将我刻好的印章，一个个印在纸上，贴在他的作品旁边。他看见后就到班上来找我，我说：“你就是黄敬其啊？你说的‘第一人’事有点大吧，所以我才刻了一些，与你比一比，多有得罪！”。因为我家是刻图章的世家，我祖父是刻图章的，我外公和我舅舅都是刻图章，我 12 岁就刻图章，所以当时年轻气盛当然就不服气，后来，由于刻印章我和黄敬其竟成了好朋友。

 也正因为此事，胡献雅老师看了我刻的印章，就特意到教室找我，问“哪个叫傅平？”我答应一声，他就招手叫我过去。然后他说你的那些章子都是你刻的吗？我说都是我刻的。他又说：“我说的是‘傅平画’那枚印是你刻的吗？”，我说是我刻的。他又问：“你是用什么材料刻的呢？”我说用黄牛角刻的。

“你还能用黄牛角刻印章啊？”我说是。然后他就说“你的章子在吗？”我说在宿舍箱子里，你要看吗？”老师问“那个字是你写的吗？”我说不是，是南昌王梦石写的。“怪不得嘛，我就说，这个钟鼎写得好啊！”老师又问“那你怎么认识王梦石呢？”我说，“王梦石我还不认识？我的外公和舅舅在南昌，跟他是最好的朋友。王梦石就在南昌八一纪念馆正对面，我外公家就住在南昌八一纪念馆旁边的合同巷口。我外公解放前的图章店叫‘翰墨林’。” 老师说：“你是翰墨林的外孙啊！” 我说我是他的外孙。我和胡献雅老师就这样认识，那次他第一次牵着我手，去了他家。一进门就对师母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翰墨林的外孙呀！”

我和胡献雅老师的交往，在读书的时候也就那么几次，毕竟他老人家没有正式上过我的专业课。毕业以后，我分配在为民瓷厂工作。1968 年陶瓷学院解散，老师的名单分配到为民瓷厂，名单来了，人直接用汽车从学院送到农村——江村公社。我记得老师和师母是站在一辆货车车斗里，当时他已经是接近七十岁的人了，我看见后，心里非常难过，车停在厂大门口等采购员，我顺手将值班室的一把椅子扔上了汽车。

这样老师下到农村好几年。有一次，我去莲花塘市文化宫办事，我正要上坡，遇到老师和师母从坡上下来，我很吃惊，连忙问“老师、师母，你们怎么在这里？”老师说：“李林洪请我过来画了一些画，后天画完又要回去了。”师母接着说：“在那乡下真苦啊！”这句话师母连说了三遍。师母在说第二句的时候，一下触动了我。当时，我就对老师说：“后天你不要回去，我接你去为民！”

到了第三天，我借了自行车，搭上惟一的行李一个小帆布袋，步行把二老接到了为民瓷厂，安置在厂办公楼我那个 4 平米的小房间，我自己搬到厂广播室的地板上睡觉。我在厂武装部搬了两床新被子，弄了个煤油炉，和一个小铁锅，以及一些生活用品。那时候食油要有油票，没有吃的油，我就跑到食堂弄了一点猪油给老师。我对老师师母说，先将就在这里住下。

这件事，是经过厂领导的默许，老师也就这样留了下来，但是老师在厂里面仍然要接受劳动改造。

后来为了老师的方便，我又将老师搬到了厂区外宿舍的小三角房。房子虽小，但一出门有个卫生间，两位老人上厕所方便。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老师才搬到陶瓷学院去住。学校给了两间房，搭了个棚子作为画室。

虽然老师、师母回到了为民瓷厂，但还是要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一起劳动改造的。每一次老师去劳动，我们就会安排人特意把他叫走，假装有另外的事让他去做，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让老师偷偷回去休息。

老师劳动主要是扫厕所、扫马路。在大家的保护下，老师虽然是劳动改造，但也是相安无事、平平安安地度过了这段时间。

到了 1972 年，市里开始接待外宾，要为民瓷厂做一个接待室，厂里当时让我、欧阳世彬（现陶院教授）和汪丽明三人做这件事。

汪丽明是搞建筑的，他就将为民瓷厂行政楼楼下的一间大房间进行改造，欧阳世彬就负责室内设计。我就专门负责老师画画，为此事我专门跑到杭州去买笔、买纸、买颜色。为了老师画画方便，在厂房里，用大木柜隔出一个空间，当作画室兼住房，用车间贴花用的大桌子当画桌。除了画画，两位老人也在里面生活。当时老师为厂接待室画了“迎客松”，“红梅小鸡”，松，竹，梅不少作品，以及书写了六块屏风上的《景德镇陶瓷简介》，这些都是老师的作品。

虽说那时可以让老师画画，但画画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利。在画画的过程中，还出现过一件匪夷所思、让人气愤的事。有一次晚上，我去看老师。见师母正在补画。我问这是干什么。老师说：“厂政治处殷主任说我是反革命，我画的画不能落我的款，没办法，只能把落款挖掉。”为此事，我专门跑到殷主任家，告诉他绝对不许他干涉我的事。这事他不高兴，我也非常气愤，尔后我又返回老师那里并请老师把名字重新补上。并交待以后再有此事发生先告诉我，不要轻易再挖掉落款。

挖补的画有三张，临走时，老师让我带走一张，留个念想。这张作品，《春晴》我一直珍藏着。接待室的工作搞完后，老师搬到后面我那 6 平方米的小房间，门口有个卫生间，稍许方便些。这时厂里才开始安排老师到厂美研室。反正七十多岁的人，不规定上下班，老师也不再需要天天去劳动改造了。所以，外人不知道，以为老师一直在为民美研室上班，其实文革时期，他经历了数年不为人知的苦难生活。

1987 年那年，我不小心腿摔断了，在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结果这消息传到老师的耳朵里去了。师母一个人到陶瓷馆找我爱人，师母对她说，“胡老师听说傅平摔断了腿，不晓得情况怎么样，一个礼拜晚上都坐在床上，没有踏实的睡觉。今天逼着我一定来问清楚，师母这样一说，我爱人和她的同事听后都非常感动。

又过了几天，他们二老向陶院要了一部小车，专门来到陶 瓷馆，找到我爱人。送上一网兜水果罐头，然后又塞给她一信封，悄悄嘱咐她，回家以后打开看。爱人回家打开信封，信封里放了一幅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老师亲笔写的一幅字。我夫人到医院跟我一说，我非常感动。

胡献雅先生赠傅平字幅

即便是儿女成群，即便是桃李满园，到老的时候，人一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老师的寂寞，无法言说。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年前我把年货送去了，按着惯例，正月初一，一定会去给他拜年。但是那一年，我们一家子一直到初九才到陶院老师家拜年。一敲过道外面的门，就听到师母在里面问：“谁呀？”我们回答：“是我和桂霞！”马上就听到里面师母激动又急促的声音：“来了！来了！胡老师，我说了他们会来嘛，我说了他们会来吧？来了！来了！”师母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来开了门。进门后，我看见老师斜靠在摇椅上，脚前面放着一个火桶，看见我们进来，老师两行热泪缓缓顺脸颊流下。师母还是激动地对老师说：“我说了他们会来吧？”

我为了打破那尴尬的气氛，笑着问老师：“干什么？你想我啦？”到了后期，以老师的资历和身份，他身边来来往往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是老师还是一样惦念我们。使我们感受到长辈给我们永远都是暖暖的爱。临走时，老师还拿了一幅作品《春》给我女儿做纪念。

1992 年，陶瓷学院在学校礼堂为胡献雅老师举办 90 大寿庆典，来的有各级领导，艺术界精英，陶瓷学院各个相关部门负责人，还有老师来自各地的子女，那场庆典可谓陶瓷学院史上第一回，风光难有第二。

1992年,胡献雅老师90寿辰纪念

第一排右起：祝桂洪、吴步蟾、孙常灿（胡献雅夫人）、胡献雅、吴玉昌、石家修、万昊、陈细涛。

第二排右起：曾祥通、赵达峰、黄球古、楚予民、陆文遂、王水贤、颜惠崇。

第三排右起：吴和凤、杨斯煌、肖尊文、（佚名）、杜敏、缪德英、郎友莲。第四排右起：陈国华、（佚名）、向恒吾。

胡献雅九十大寿在陶院举办

结果，他们俩夫妇在台上一直在看，一直在找。老师问师母：“你看见傅平吗？”“没有！我也在看，没有看到。”“你再仔细看，我也看。”

一直到九十大寿结束，老师都没有看到我。下午，我开着车子去了。老师就问，“你怎么现在来？你上午不来呢？”我说：“这是学校为您老人家祝寿，我没有收到通知，我怎么来呀？我们整个陶瓷公司机关都没有接到请柬通知。”为此事，与学校人事处联系，据说是写错了，只好作罢。尔后，我将大家送给老师的礼物，从礼堂逐一搬回了老师住处。

当老师看见上午大家签名的红布时，老师对师母说“你把签名的红布绶带拿过来。”老师将红布绶带展开，一直拉到最后，他对师母说：“你过来，你把名字写上。”胡师母把“孙常璨” 三个字写在绶带上。然后老师对我说，“你也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我记得我 ‘傅平’二字写得非常难看，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签的最难看的字。最后，老师把自己“胡献雅”三个字写在最后，签完后，把笔一放，连说三句“这就圆满了！”

字签完后，老师对在场的两个儿子和女儿说：“明天我们设一个家宴，九十大寿今天是单位，明天我们自家人来庆贺一下。”我知道当时胡老师杭州的女儿，南昌的儿子都七十上下，他们都是有身份的人，当中有江西医学院的院长，有杭州一家杂志社的总编。一大家人可以说团团圆圆，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喜事。当我告辞老师的时候，老师对我说：“明天记得来哈！” 我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你们一家人好好聚聚。” “那就算了，明天家宴不搞了。”老师立马生气了。我一辈子没见过老师生气，这是老师惟一的一次生气，我慌了神，赶紧说：“不不不，老师，对不起，不是这样的。我不来是想让一家人高高兴兴，没有其他的意思。”师母紧接着说了一句，“傅平啊，老师什么时候把你当成外人啊？”有师母这句话，我不便再说什么，第二天只好参加老师的家庭寿宴。

因为学校搞九十大寿时，我什么也没有带去，第二天我就买了被子毯子给老师祝寿。师母说：“你还要买这些干什么？人家送来的东西，我都想叫你带些走。”那天，就在陶院旁边的一家小餐馆，全家人一起吃了顿饭。那顿饭，让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虽然菜很丰盛，但有盘菜是狮子头，那个砂锅里一共有四个狮子头，老师他接连吃了二个，老师很开心，吃得津津有味，而且还有点狼吞虎咽的味道，好像是从来没吃过一样。当时我是含着眼泪默默地看他吃完，所以现在，只要我在任何场合，一看见狮子头就会受不了，就会难过，没办法控制自己，就仿佛看见老师那狼吞虎咽的样子。

那次九十大寿，是家人聚集最多的一次，老师一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一辈子与家人、儿女聚少离多。而那一次，他认为是他人生中最圆满的一次，他吃狮子头才那么开怀。因为像这样的家人聚餐，很多时候，在他的生活中都是奢求。

胡献雅老师在示范讲课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我常常想当年老师，送这幅字给我的含义，明月与清泉是人世间最清纯的东西，老师就是那一轮明月与青松，一生艰难一生清平，仍然如青松华盖傲然于凡尘俗世中。

口述丨傅平

文字整理丨吴爱飞

1960 年就读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大专班；

曾任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美术部副部长、主任。